俞敏洪谈创业：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著作《野蛮成长》中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状态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霸气地扩张，好不快慰！”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表现出一种不瞻前顾后，无知无畏的痞子精神。

　　冯仑是俞敏洪的好朋友，他评价新东方时说道：“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对于冯仑的评价，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俞敏洪

　　痞子精神，指无知无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俞敏洪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

　　当初俞敏洪之所在选择在北大教书，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我对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的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到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我不知道走进社会以后怎么样来梳理这个社会。”

　　然而当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六七年，甚至想把终身都献给北大的时候，他却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会上谋求生路。俞敏洪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从事具体工作，总会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是人们对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拥有较高的智商，但情商却很低。而文人欲从商，先过这一关，必须将智商和情商完美结合。

　　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创业初期）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发现马上面临（着）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学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表面的规则下面充满了潜规则，一个人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是很艰难的。所谓的潜规则就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述，但是人们期盼你到了某个场合，某个场景就必须那样做的种种社会陋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当官，人们就期待你请客吃饭，你到了当地，必须拜访各种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这种期盼并没有写成文字，只是在人们的心里。当你的行为不符合人们的期盼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潜规则。

　　由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所以潜规则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游戏规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并且得到机会，那么他就必须同时了解潜规则和表面的游戏规则，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俞敏洪为了要办学校，去跑执照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了其痞子劲。

　　“我就开始跑执照，由于我不合格，因为这个得需要原单位同意，大家都知道中国法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就是因为有弹性，下面执行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有主动权，由于当时有这样规定，我没有资格领到办学执照，最后我想如果海淀区教育局发社会办学力量大权的人如果变成我的朋友就可以拿到执照。当时我既没有贿赂能力也没有金钱，当时我就非常坦诚，做得比较谦虚，我每个礼拜都会到教育局去一次。他们当时搞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四个月以后我觉得和他们混得比较熟了，我跟他们说我要办自己学校，结果他们说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后来他们说看你这个人好像不会做出坏事来，后来给我一个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们就把我这个执照没收，就这样我就拿到这个执照，我就搞了一个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后来觉得东方不错，就加了一个新字。”

　　在创业之初，他经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实际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却几乎让我丧失信心”。

　　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文人从商最大的难处，俞敏洪认为是：

　　“改变原有的价值观，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如果一个人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做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种意义上，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失败，要被人看不起。”

　　创业起步时，在北京中关村二小一个10平方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里，俞敏洪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什么也没有。当时，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下午，俞敏洪夫妇俩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

　　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原来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当时俞敏洪的教学环境并不好，而且报名册上几乎没什么人，人们自然心存怀疑，不会将钱顺利交到俞敏洪的手里。

　　“刚开始学生来的时候我分成很多班，招生的时候学生一看到报名册子上面一个人都没有，问问就走了，后来我在每一个班报名册前面写上三十个假名字，很多人一看已经有30个人，我作为第31个也没有问题，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算不算商业欺骗行为，我说不算。我说这只能叫做商业运作测算。因为后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生确实得到实实在在满意的教学质量。”

　　为了赢得学员的信任，俞敏洪不得不“违心”地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字，以招揽那些对他将信将疑的学员到他的学校来。俞敏洪这招果然很灵验，报名的人逐渐变多。可以看出俞敏洪当年还是有一定的商业头脑的。

　　1992年的时候，俞敏洪招的学员越来越多，别的培训机构的学员就越来越少。竞争对手急了，先是大面积覆盖广告，后就变成了与俞敏洪的学校互相争执，最后就干脆拿着刀子在那个广告柱（电线杆）边上等着，俞敏洪一贴（宣传单），对方当场就撕，还把俞敏洪手下的广告员给捅了几刀，进了医院。

　　“大家知道办一个学校涉及到很多问题。新东方学校人开始多的时候，我出去贴广告时候被人扎了好几刀，结果谁都不敢去贴广告，没有办法，我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当时想的是黑道还是白道，我既不能是黑道人也不能白道，后来想一下还是白道比较好，就是找国家管理机构，我报案以后公安局尽管立案了但是不破案。最后我才知道对方动手早了。最后我不得不去公安局蹲点，看看哪个警察比较善良一点，结果我发现一个警察比较善良，我就跟他讲了新东方的故事，他说看您也不像一个坏人，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两个礼拜以后他把他的领导请出来了，我任务就是请他们吃饭，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跟社会上人怎么打交道，我从来没有干过社会上的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这方面能力还是比较弱，但是相对好一点，比如面对不同吃饭人我已经讲不同的话了。”

　　那时候北京最好的饭馆是“香港美食城”，俞敏洪拿上全部存款，跟7个从来没打过交道的警察喝酒。

　　“我谁也不认识，就叫一声大哥！喝！咣就喝一杯，不到半小时，一斤多酒就下了肚。结果还没开始上热菜，我咕咚一声就掉到桌子底下了。”

　　俞敏洪一人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几个警察手忙脚乱把俞敏洪送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医生说：“再晚来15分钟就没戏了。”

　　“我醒过来以后公安系统领导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俞老师冲你这种喝酒的精神，以后新东方有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帮助。”

　　在《赢在中国》节目中点评一名选手时提到了他的这次经历：

　　“既然要做生意，就必须摆脱这种知识分子特性。我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不愿意跟政府打交道。但我不得不到公安局门口一蹲3天，好不容易才拉到一个警察。最后我把自己喝酒喝到送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活过来以后我明白了，原来我应该这么做。”

　　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社会打交道，不善于跟官场打交道，自己就硬着头皮学……俞敏洪骨子里那种坚韧的品性又开始发挥作用。

　　要慢慢地学会跟整个社会打交道，包括跟政府行政部门、社会人士、顾客、学员，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打交道，有时候一点小事情就出现大问题。

　　俞敏洪的“痞子精神”还表现在创业初在北京图书馆的免费讲座上。1992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进行免费的讲座。俞敏洪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这么冷的天我穿着大衣都觉得冷，我想最多来个几百人就算了。没想到一来来了4000人。4000人进去了1200人，北图就把门关上了。

　　进不去的学生就很愤怒，在外面又推门又砸玻璃，结果把整个紫竹院的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过来。警察弄过来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

　　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俞敏洪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由其他的同事代讲，他自己还是走出了大门，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给学生们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