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人类的美德意识为何能够超越其他物种？

来源：混沌巡洋舰

本文摘编整理自《人性悖论：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6月

狭隘利他主义假设，战争可能导致自我牺牲，似乎只适用于其文化效应方面，而不能解释为进化上的选择力量。然而，该理论一直很重要，因为它主导了解释人类社会性异常积极方面的努力。对自我牺牲的关注分散了人们对人类为何如此温顺这一问题的注意力，使达尔文关于“暴力且好争论的人”会有“血腥的结局”的推断黯然失色。一个世纪以来，攻击性降低的问题被遗忘了，死刑假说也被忽略了。

解释人类极高的合作倾向比解释我们极低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最终攻击性问题被再次提起。在鲍尔斯及其同事提出“战争中的自我牺牲是人类善良根源”观点的 30 年前，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提出声誉是关键所在。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人类反应性攻击倾向降低的问题，但他的设想会将人们引回达尔文对“暴力且好争论的人”的关注。亚历山大的问题是，自然选择怎么可能有利于良性道德的进化？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人类的美德意识已经发展到超越其他物种的水平。亚历山大重提了达尔文曾概述的想法，把重点放在良好声誉的生物学价值上，这意味着两个或多个评判者对个人特质的评价是相同的。亚历山大于1979 年在《达尔文学说和人类事务》（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中提出，在我们进化过程中的某个未知点，语言技能发展到了可能存在流言蜚语的程度。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声誉将变得很重要。公认的乐于助人预计会对某人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产生很大影响，品行良好会得到回报。美德将是适应性的。

这种解释将有助于解决“为什么在人类中合作是特别复杂的”这一问题，主要归因于只有人类才有的特征——语言。如果声誉取决于评判者互相分享评价，黑猩猩估计不会关心这个问题。黑猩猩会对他人表现出负面情绪，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们不能八卦某个家伙咬了对手，或打了雌性一耳光，或偷盗食物，也不能说某只黑猩猩是否可靠、是否慷慨、是否善良。它们的沟通能力不足。很明显，这意味着黑猩猩不关心其声誉。

为了确定黑猩猩是否关心自己的声誉，认知心理学家英格曼研究了黑猩猩在被其他黑猩猩注意时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英格曼及其同事计划让一只黑猩猩从另一只黑猩猩那里偷走食物。有时，打算偷盗的黑猩猩会被第三者看到。如果被注意到对黑猩猩来说有关系，那么当有第三者看到时，它们应该不太可能偷东西。不出所料，第三者的存在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试验是关于帮助而不是偷窃时，情况也是如此。黑猩猩根据自己的倾向表现得自私或乐于助人，不会根据是否被注意到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它们来说名誉似乎并不重要。

黑猩猩确实有个性。有的比较胆小、有的比较好斗，还有的比较慷慨。一只黑猩猩可能更乐意互相梳毛，而另一只可能更自私。这种差异是可以注意到的。个体选择与谁交往，取决于它们过去被对待的方式。好的合作者往往会受到青睐。不好的合作者往往会被回避。在许多物种中也是如此。18 因此，黑猩猩不关心声誉并不是因为缺乏个体差异，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评价他人。黑猩猩知道伙伴的特性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不能谈论这些，就只能自己使用这一信息了。

人类则没有这种难题。流言蜚语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关心自己的声誉。我们的关心可能是潜意识的。人们在被注视时比独自一人时更有可能伸出援手或收拾残局。观察者甚至不一定是真人。在杯子上画两个像眼睛一样的大圆点，放在配有慈善捐款箱的房间里，就足以增加捐款数额。我们对他人的想法的敏感始于幼时。英格曼对 5 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测试，方案类似于对黑猩猩的测试。与黑猩猩不同，对学龄前儿童来说，观察者的存在很重要。当他们被注视时，偷东西的次数减少了，帮助他人的次数增多了。

亚历山大认为，好的或坏的声誉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是道德进化的基础。从短期来看，名声不好的个体可能会改过自新，成为社会中的合格成员。但从长远来看，坏名声的影响会有遗传进化序列。那些过于好斗、易怒或自私的人，如果不能根据同龄人的批评成功地做出调整，他们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就会受限。这些不遵循社会常规的人被群体排斥，就会比那些声誉良好的人传递更少的基因。因此，选择会倾向于善良、合作、宽容的类型：道德上积极的类型，比其祖先攻击性更弱。我们的祖先会进化成更好的物种。语言带来了声誉，而声誉带来了道德。

亚历山大的设想符合小规模社会的迹象。生物人类学家迈克尔·古尔文领导了关于庇里阿西人的研究，庇里阿西人定居在巴拉圭，近期曾是狩猎采集者。不论通常施予的数量有多少，一些个体以慷慨而闻名。当那些以慷慨而闻名的人遇到困难时，会比那些有吝啬名声的人得到更多的帮助。例如，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食物。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名声很重要。

有了黑猩猩的对比和人类数据的支持，声誉假说看起来很有前景。精神病学家伦道夫·内瑟认为这一假说可以从合作扩展到温顺。“这似乎是合理的，”内瑟于 2007 年写道，“人类已经被其他人类偏好和选择所驯化。取悦他人的个体会获得资源和帮助，从而提高身体素质。具有攻击性或自私的个体得不到这些好处，并有可能被群体排除在外，对其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结果是出现完全驯化的人类，其中一些人非常讨人喜欢。”在这段话中，内瑟无意中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回到了对达尔文观点的思考上：为什么“具有攻击性或自私的个体……有可能被群体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的假说假定个体关心自己的声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关心。部分人类也会忽视其他人的抱怨。如果名声不好的人只是为自己觅食呢？我们可能都记得学生时代欺凌弱小的人，他们十分强大，不关心那些与他们关系不太紧密的孩子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身材高大、十分大胆，就算别人怨恨他们，那又怎样？恶霸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不需要经过那些咕哝抱怨的人的同意。他们不会简单地被流言蜚语阻止。他们只会被反击的人阻止，或者被成年人阻止，然后被送去拘留所。

把这些典型放到过去，我们就要面临声誉假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名声不好会对足够大胆、足够强大并能够承担暴力行径的男性产生影响？如果他像黑猩猩领袖一样，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名声不好如何能阻止他呢？类人猿没有进化到对社会批评十分敏感的程度。在黑猩猩中比在人类中更容易诱发反应性攻击。在我们进化出更平和的性格之前，我们会表现得更像那些类人猿，会有很多场斗争，最强壮、最强硬、最坚韧的战士会获胜。

雌性可能更想要比较善良、温和的雄性作为配偶。但它怎么阻止专横的雄性逼迫自己呢？更宽容的雄性可能提供更多的肉食。但有什么能阻止仗势欺人的强大个体拒绝被否定，咄咄逼人地夺取超出其应得份额的食物呢？不在乎自己声誉的暴君可以通过霸凌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无论是更多的食物、更多的交配机会、最好的睡觉场所，还是更多的社会支持。这就是黑猩猩之间发生的事情。在中更新世人中，谁能阻止这些暴君呢？

回避并不能在战斗中恐吓或击败所有其他个体。服从者的怨恨只有通过联合的力量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抵抗。弱者之间需要合作。社会力量的用途之一是教会攻击者接受失败。在倭黑猩猩中，当某只雄性过于咄咄逼人时，一群雌性就会追赶它，它大概率可以学会自此不去惹恼雌性。雄性倭黑猩猩的攻击性倾向在进化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减少了，部分原因是雌性的联合力量能够弱化雄性的暴力优势。早期人类女性是否也会在男性领导者过于自私的时候联合起来阻止他？

尽管这个假设在逻辑上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狩猎采集者中，女性在与暴力男性进行肉搏时并不懂得相互支持。在更新世，男性比今天更强大、更健壮，所以女性在战斗中与其对抗的风险会更大。女性能否像倭黑猩猩那样相互依靠，似乎也值得怀疑。在狩猎采集者中，男性作为食物的提供者和保护者，对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女性为了成为最好男性的妻子而相互竞争。而在雌性倭黑猩猩中不存在这样的分裂力量。

我们会看到，在狩猎采集者中，攻击者不是被反复联合追赶阻止的，也不是被女性自身行为阻止的。当戏弄、恳求、排挤和迁移营地都不能改变男性的暴力行为时，正如达尔文所预见的那样，联盟的最后手段就是死刑。

如果我们回到智人的起源，可能两种性别的人都比今天的人好斗。但是，从面部解剖学来看，两性中现代男性的行为与智人男性相差极大。回想我们中更新世祖先的强壮男性力量，男性的脸大且有气势、宽而长，眼睛上方的眉脊厚而突出。22 更新世人和早期智人夸张的男性面部特征通常与攻击性增强有关。在倭黑猩猩中，雄性头骨相对雌性化，在黑猩猩中雄性黑猩猩相对雄性化，且更具攻击性。在别利亚耶夫选育的银狐中，雄性头骨变得雌性化；在未选育的品系中，雄性的头骨更加雄性化且更具攻击性。一般来说，家养动物与其野生祖先相比，头骨的性别差异会变小，而且家养动物中雄性的攻击性较弱。这种影响可能部分是由青春期睾丸雄激素分泌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例如，脸部较宽的男性往往会分泌更多的睾丸雄激素。

自 2008 年以来，人们发现在今天的男性（而不是女性）中，面部宽度与反应性攻击倾向有关。男性在青春期面部相较女性变得更宽，显然是受到睾丸雄激素的影响。在职业曲棍球比赛中，脸宽的男性往往比脸窄的男性在犯规球员禁闭区等待的时间更长。一般来说，在欧洲白人中，脸宽的男性不仅攻击和报复倾向更高、以自我为中心和欺骗行为更多、合作谈判的机会更少、在精神病特征“无畏的支配”上得分更高，且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性方面得分也更高。脸宽的男性也是更好的战士，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在一项对 1000多具美国尸骨的研究中发现，脸宽的男性比脸窄的男性在战斗中死亡的可能性更小。即使在不到 100 人的样本中也反复发现了这些统计效应，但这并没有说服力，我们无法通过面部比例预测人的攻击性。然而，在试验中，不了解这些发现的受试者往往会警惕地对待脸宽的男性，他们似乎认识到相对宽大的脸是攻击信号。这种对男性面部宽度表现出的无意识敏感性表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脸宽的男性会在社会中产生更多不良行为，而我们脸宽的更新世男性祖先是更加冲动、无畏、不合作的伙伴，他们会迅速采取攻击性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自私需求。

声誉假说的难题在于并没有解释反应性攻击倾向降低的原因。攻击对方身体的攻击者已经以欺凌的方式成功地到达了顶端。所有解释人类善意进化的观点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些想法没有解决控制攻击性的问题。进化人类学家莎拉·赫迪提出，当我们的祖先开始互相照看孩子时，合作倾向加强了，他们能够比以前养育更多的后代。灵长类动物学家卡雷尔·范·谢克认为，合作对于狩猎来说十分重要，而狩猎有利于男性之间宽容关系的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随着男性学会识别他们的后代，他们将通过降低攻击水平、更多地参与养育子女受益。他还认为，在面对捕食者时，对团队合作的需求会选择有利于合作的个性。这些推断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可能有助于理解合作倾向，但都没有解决专横跋扈的攻击者的问题。即使一个人狩猎成功的概率很低，而且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狩猎，但如果他的攻击性足够强，也可以抢夺别人的猎物。

唯一足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解决顽固的恶霸问题的方案，肯定是阐述合作行为的关键一步，也是对达尔文认为“暴力且好争论的人”会有“血腥的结局”这一观点的阐述。死刑假说认为，在更新世期间，新的能力已经成型。男性联盟开始有效地故意杀死社会群体中打算对自己使用暴力，并且根本不在乎他人看法的成员。最终，死刑是阻止这种男性成为暴君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