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屠敏
出品 | CSDN（ID：CSDNnews）
中国开源正在登上全球化舞台，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在国际开源领域，ant-design、vue-element-admin 等热门开源跻身前列；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字节跳动、百度等大厂企业经过长期沉淀与积累，成为开源贡献榜单上颇具分量的中国公司；与此同时，作为中国软件出海的先驱者，TiDB、涛思数据等产品率先进入海外市场，成为成功的典范。
为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开源的全球化道路，在 6 月 11 日，以“开源赋能，普惠未来”为主题的 2023 开放原子全球开源峰会上，原小米集团副总裁，CCF会士、常务理事，高瓴集团运营合伙人章文嵩，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副理事长、华为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华为标准与产业发展部部长肖然，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TOC 副主席、龙蜥社区理事长马涛 ，PingCAP 联合创始人兼 CTO 黄东旭，在 CSDN 创始人、董事长、极客帮创投创始合伙人蒋涛的主持下，在观点碰撞中共探开源生态发展趋势，共话中国开源发展未来。
开放原子全球开源峰会圆桌对话现场图
（从左到右分别为：蒋涛，崔宝秋，章文嵩，肖然，马涛，黄东旭）
以下为圆桌对话分享实录：
回顾过去：中国开源在全球所处的位置与现状
蒋涛：其实，中国开源的全球化历史悠久，在此，请各位嘉宾谈一下最近 3-5 年中国开源在全球是什么样的状况？
黄东旭：最近的 3-5 年，我们看到三个特别大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导的开源项目积极参与到国际的基金会里面，包括 PingCAP 本身。当下，也有整个公司在比较小规模的时候就在思考或者决定要捐赠给 Linux 基金会、CNCF 或者 Apache 基金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单打独斗。
第二个是，开发者开始不仅仅是局限在自己小圈子里做开源，而是尝试借助 GitHub 融入到全球开源的协作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在 GitHub 看到 ID 背后并不知道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其实这个东西不那么太重要。
第三个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主导的开源项目开始尝试全球商业化。
以上便是我看到的三个趋势。
马涛：我补充两点：
首先，从龙蜥社区的角度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过去参与开源项目或国际性开源社区的项目更偏上层一些，如阿里、龙蜥社区，他们致力于开发编程语言和其他基础软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梅宏院士也提到过，基础软件的开源是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参与基础软件研发，往小了说，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真正开始做一些很难的事情了；往大了说，这将为中国在基础软件领域取得突破提供机会。
其次，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可能会自发形成联盟或建立合作关系，以更好地推动开源社区的发展。举例来说，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在帮助企业开展开源项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与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合作，我们能更好地协同工作，包括在国际社区中。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担任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技术指导委员会副主席一职，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也会在我们与 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和 JAVA 领域等合作伙伴签署协议时提供帮助，这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开源社区做出贡献提供了支持。这种合作共赢的模式对于巩固中国企业在国际开源社区中的地位非常有益。
肖然：其实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疫情、以及俄乌战争、2019 年华为被列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等事件，不仅对华为公司而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巨变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开源领域发展迅速。在国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开始我们有机会参加中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组织的全球峰会，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个，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开源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变得越来越完善。在如何参与开源或开始开源方面，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消费、使用、参与和贡献，以及引领。我们也观察到中国许多头部企业在开源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从最初的消费和使用开源，逐渐转向主动参与和贡献开源，并开始引领一些项目的发展。这一变化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结合华为近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在开源领域也进行了许多改变，如过去的三到五年里，我们可能不受限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了大量的开源活动。
此外，也是受制于新的竞争环境，我们正式提出了持续专注于基础软件的开源。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捐赠了一些重要的开源项目，与以往不同，基础软件的开源对于整个产业和企业而言，其模式变得非常清晰：
第一，我们强调开源的意义在于避免重复造轮子或少造轮子，而基础软件就是每个人都会使用的轮子。这些开源项目比应用软件的开源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第二，基础软件是构建在新环境中的基础之上，因为许多基础设施都依赖于软件。过去的三到五年中，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打造坚实的基础。
第三，基础软件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商业模式相对清晰。开源一个应用软件是相对困难的，一定需要清晰的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开源项目往往无法吸引用户，就像大家所见到的情况，66% 的开源项目没有人下载，尽管代码是开源的，但没有用户使用，无法发挥开源的作用。然而，基础软件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像华为一样，在基础软件的真正开源中，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商业模式。我们认为可以持续地贡献这些基础软件，并在商业上得到回报，特别是通过与生态伙伴实现共赢的模式。
这是我所看到的变化，一方面是宏观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华为在开源领域所观察到的一些项目层面的变化。
章文嵩：作为一个开源老兵，我想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的开源正在加速发展。回顾过去，比如在 90 年代末，国内大部分是个人开源开发者，数量非常有限，大部分都互相认识。到了 2004 年和 2005 年，一些外企开始招聘大量与开源相关的职位，为国内培养了一批开源人才。此外，国内的公司也纷纷参与到开源领域，阿里在 2010 年开始了开源项目，之后许多公司陆续加入。最近的三到五年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字，中国的开源贡献者已经超过全球的 10%，名列第二。随着这一速度的发展，中国的增长非常快。未来，到了 2030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力量。
第二点是，最近我也在进行一些创意孵化的工作。我认为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在全球领先，因为它具备业务需求和实际场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的积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因此，当我们在做 2B（面向企业）软件时，我们可以在认知上处于世界前列。创意公司通过开源的方式构建整个开源生态系统，以开源的高效方式吸引客户。这种商业模式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几乎现在的创业公司，如果是做 2B 软件的，如果仍然采用闭源方式，可能没有一个投资机构愿意投资。因为，开源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方式。
崔宝秋：从技术领域来看，中国的企业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基础设施领域正通过开源实现国际化，向国际市场拓展。像 PingCAP 等公司在国外市场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积极地向外扩展。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全球两个重要的 AI 超级大国之一，开源在中国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开源了许多重要的大模型，这是近年来令人欣喜的趋势。2016 年，我们还担心在 AI 时代开源力量不足，但很快中国的开源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势，借助人工智能的优势，中国的开源行动变得更加强劲。
另一个方面是关于 RISC-V 开源芯片的。在中国，许多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积极参与了 RISC-V 的研发和应用，中国成为 RISC-V 领域的重要贡献者，展现出新兴而强大的力量，这也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另外，在过去的三到五年中，中国政策加大了对开源的支持。我之前在小米工作期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代表了中国开源环境的良好。那时我们成功地吸引了全球顶级的语音识别开源工具移植到中国，并由丹尼尔博士在小米进行研发。下一代组件已经发布，这代表了中国的开源力量，开源文化和环境也越来越好。
全球化的开源项目有什么价值与意义？
蒋涛：其实开源一定要有一个产业化的基石来支撑，开源产业化怎么赚钱先不说，在国外这些开源项目怎么让其产业化发展，分享一些具体的，全球化的开源项目对公司的收益有什么影响？
崔宝秋：我是这么看，我过去讲开源领域要注重长期主义和利他主义，回归开源的本质。
当年，吸引丹尼尔博士加入小米团队时，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直接从中获利，我们的目标只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开源语音识别工具，造福中小微企业。丹尼尔博士非常关注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小型企业无力与大型巨头竞争，他希望让这些中小微企业能够直接使用最优秀的技术。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通过开源赚钱，我们希望通过小米这个平台，当然也希望所有中国企业一起合作，让开源在中国的土壤上茁壮成长，让所有人共享其成果，而不是追求金钱利益。
当然，小米会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因为技术的提升会让小米技术水涨船高，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竞争中更加强劲。我们会与丹尼尔博士和开源社区紧密合作，快速推进小米的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这就是长期主义的体现。
今天我们谈论开源，仍然应该强调长期主义和利他主义。如今的 OpenAI ChatGPT 也是秉持长期主义的，正如梅宏院士所说的理想主义和晓川总所提到的技术理想主义与开源是一致的。
蒋涛：中国公司做开源项目，特别是全球化的开源项目价值是什么？以一个例子展开，阿里收购了 Flink，这个收购对阿里来说意义是什么？
章文嵩：我离开阿里已有一段时间了，回到宝秋所说的话题。如果开源生态发展起来，小米总会找到实现商业价值的机会。为什么开源软件构建的生态会成为实际标准呢？因为一旦形成了这个生态，其中不仅有大量的开发者，开发者也愿意在其中进行开发和探索。对于商业方面来说，这通过开源的方式可以精准筛选出最理想的目标客户。有些客户会觉得自己搭建、维护和运维成本太高，选择购买你的服务。
获得商业客户后，更多的外部客户也有可能成为用户，因为他们了解开源生态和标准，知道这是行业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开源的获客可以类比为直播带货，开源能够比过去依靠销售团队通过传统方式寻找客户更加精准和高效。开源本身没有国界限制，我不需要建立全球的销售团队，通过开源可以触达全球消费者，其中蕴藏着巨大的价值。
阿里收购 Flink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对 Flink 生态有所帮助。如果阿里能够在收购这家公司后做得更好，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是，它应该将其独立于阿里云之外，构建一个独立的 Flink 实时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政治价值通路也会更大。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在整个阿里云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如果这样做会比现有状态好很多。阿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开源项目，例如 Double 等，在阿里云的生态系统和营收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 MQU 方面，这也涉及到更大规模的数据。
马涛：据我所知，Flink 对于阿里云的整体商业模式而言相对清晰。实际上，有很多阿里云的客户是因为使用了 Flink 或者开源的 Flink 而选择使用阿里云的计算平台。阿里云的计算平台非常庞大，除了 Flink，还包括 EMR 等其他产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辐射式的使用方式，从点到面的产品使用。对阿里来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蒋涛：开源项目在国外能赚钱吗？
黄东旭：我们做国际化做好长时间了，如果要说什么时候开始，从公司成立第一天就开始了。
今天嘉宾除了我以外，大家都是大厂，我刚刚听了觉得大厂做开源真是理想主义。我们作为一个小公司，每年都是要赚钱的，要发工资的，所以在我看来开源跟商业化没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个软件公司，本质上要提供更好的软件和更好的服务赚钱，其实开源对我来说，可能是帮助我做更好的商业化的手段。比如在海外人生路不熟，别人怎么知道我、我的品牌从哪来，开源是很高效的手段。
其次，我要做软件，我的用户是开发者，开发者习惯怎么构建，开源是一个很好途径，大家都用了。
因此，我们的商业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与传统的大企业一样，去售卖服务或者直接为客户开发服务；另外就是做云服务。
这两个服务是不是直接跟开源特别相关，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开源是加速商业化的一个手段。我认为，挣钱肯定是要挣钱的，但是挣钱也没什么秘诀，也不是因为开源就能挣钱，都是汗水，都是天天在用户门口堵人家，然后去销售，去做软件，没有什么捷径。
中国开源项目走向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蒋涛：中国技术公司走向国际化，选择路径或者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特别是它走向真正的海外市场的时候碰到的挑战？
崔宝秋：我一直认为开源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代码，可以贡献，当然前提是项目要有开放共享的态度。从原理上讲，任何一个开源软件都应该是全球化的，尽管近年来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开源似乎变得有些带有国界的色彩。所以对于中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来说，既是机会，也面临一些挑战。
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怎么做，当然有很多模式。我认为，能够全面开源的就可以开源，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越是开放，收获的越多。在商业模式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在代码、商业管理和吸引全球参与者方面，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可以扩大自己的格局，让每个人都平等参与，而不是垄断掌控。
这样，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自由地参与项目，才有可能实现项目的规模化发展。如果一开始就过于保守，过于强调掌控和自主，只强调听从自己的指导，往往无法做大。即使饼的比例再大，饼做不大，自己的收获也不大。相反，如果一个饼越做越大，自己能够获得一部分，每个人都能够分享一些，那么自己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一个小饼的收获。
章文嵩：首先，要吸引人才，我们公司通常强调组织能力强不强，钱散人聚，开源社区也一样，不是分钱，我们分的更多的是荣誉，要把更多荣誉分给别人，这种激励感是不同的。在社区中获得认同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有时并不是金钱的问题，如果你认同我，我更愿意与你合作。这是开源建设中最关键的方面。
对于开源项目是选择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我个人认为更多取决于产品形态。如果产品只解决国内客户的需求，那肯定只能在国内市场发展。如果产品能够解决全球范围的问题，并且是面向企业的软件，那么现阶段就应该通过开源来实现全球化。
我们知道很多国内的企业面向企业市场，由于国内的环境，客户相对更强势，而且国内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还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因此，这些企业往往被要求提供私有化部署和大量定制化需求，而定制化需求在各个方面的交付成本非常高，最终导致很多企业亏损严重。收入越高，亏损也越多，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司，特别是 PaaS 和 SaaS 公司，目前状况非常好，收入增长迅速。我觉得欧美的软件标准化比国内早，例如在云计算领域，基础的 IaaS 方面，中国的阿里云连续两年实现盈利，但与美国的 AWS 还存在差距，基本上还是规模上的差别。AWS 在 2016 年的收入超过了 120 亿美元，所以按时间来算，中国的 IaaS 与美国相差大约 6 年左右，但中国的模式已经确立。如果再看 SaaS 层面，我认为时间差距可能更大，可能会有八到十年的差距。如果选择完全针对中国市场，就要考虑能否坚持下去，或者中国的工程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在第一天就进军全球市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肖然：我认为对于致力于国际化的公司来说，开源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环境下。开源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一种非常优秀的创新机制，这种机制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为这两年不仅在网络全球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华为云的全球化也发展迅速。我们与欧洲 EFQM 基金会有着广泛的合作，在云业务方面，数据的共享和交换至关重要。通过开源完成标准化过程，可以很好地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同时也有助于各个伙伴在上下游更开放、更公平无歧视地参与开源过程。
不论是欧洲的客户还是美国的供应商，都必须采用新的模式在这一机制下运作。开源本质上是一种机制，剩下的关键是谁能更好地利用它。有些公司可能因为不会使用开源或受到开源的伤害，但本质上是因为不会使用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中，对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开源可以更好地帮助各个公司，不论其规模大小，帮助大家更好地发展。
马涛：我们现在正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机遇方面，我认为中国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
在天时方面，无论是在云计算、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还是基础设施和平台服务等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国外顶尖厂商相比并不逊色。去年 Gartner 关于技术层面的评估，尤其在关键存储、网络和安全方面表现不错。我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差距，稍后我会提到挑战，但在天时方面我们还是占据了有利条件。
地利方面，目前有开放原子基金会，许多企业共同致力于开源事业，还有前面提到的政策支持。
人和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开源贡献者，贡献比例超过 10%。随着中国高素质人才的增多，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龙蜥自身推出的人才培养计划，与高校的合作，以及开源基金会进入高校开展的活动。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都具备了优势。
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亲身经历过一些挑战，从 2005 年开始参与开源项目的外企工作以来，我发现我们与国外人文化存在差异。举个例子，我与他们讨论技术没有问题，但在国际会议上进行讨论时，我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在开源社区中进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第二个问题是，在开源和国际化的过程中，阿里云和龙蜥都尝试过国际化，但仍然存在一些非技术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非技术因素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这不仅是我们所有参与的企业和社区去尝试的，我也希望开放原子基金会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关系、建立联系，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化，利用开源的力量帮助我们与国外公司、基金会或相关人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要求，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更多帮助，使企业做得更好。
黄东旭：我想讲一个不同的挑战，对我而言，因为我还在写代码，专注于技术方面。
尽管这不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对我来说，产品技术非常重要。在海外市场竞争时，我们需要了解产品到底适应不适应当地市场、用户用起来顺畅不顺畅、用户体验行不行，这些都是非常基础且至关重要的因素。
举个例子，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开源公司，他们最初是一个社区，逐渐发展成为云平台。与 AWS 或其他云平台不同，他们专注于提供给开发者极致的用户体验。例如，即使我没有经验，也能在 5 分钟内轻松使用他们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新一代硅谷开源公司开始关注产品体验以及降低开发者使用的心智，而不仅仅是基础技术方面。在中国，我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找不到优秀的产品经理，特别是专注于开发者的产品经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归本质，即专注于技术和产品。此外，还有其他挑战，例如合规和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应对这些挑战，就无法实现全球化。在当前形势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给一条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产品、产品、产品。
未来 3-5 年的中国开源全球化发展
蒋涛：前面讲了过去三到五年，接下来，我们预测一下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开源全球化发展。
崔宝秋：我非常看好中国开源力量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的快速崛起，它将引领中国技术在许多领域的迅速发展。开源是一个可以快速提升竞争力的平台和工具，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领域。大模型是一股浪潮，中国应该利用开源的数据、知识和模型，快速发展起来。
章文嵩：我想谈谈我的期望，中国企业应该成为开源领域的胜利军。尽管国内许多企业在开源项目方面的投入比高校还要多几十倍，但中国企业之间在构建开源项目和科研生态方面的合作还不够，各自为战。我希望看到更宽广的心态和长期主义，真正构建起开源生态系统，使这个饼做得足够大，让未来所有企业都能分享其中的成果。
中国是全球手机制造大国和消费大国，但在手机操作系统领域目前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三家主导：一是华为的 HarmonyOS，二是国内的 OPPO 有自己的营商环境，三是小米有 MIUI。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这些企业都采用了闭源的方式。我们一直在技术上讨论，比如云边端协同框架，在 Android 系统上我想实现云边端协同，中国有最丰富的场景，我们是否能提出一套中国的场景引领全球。我非常期待这些企业能够敞开心扉，探索未来可以加入的新元素，并共同努力。
对于服务器操作系统，国内和海外都有 openEuler 和龙蜥，但各自为战，而且我曾担任过顾问，发现很多工作是重复的，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原本可以进行创新的工作，却被迫做重复的工作。为什么不以社区的方式组织大家共同推动一个版本？没有必要三个版本各自为战，而且还要通过授权方式。我们需要真正的贡献者来治理，建立良好的开放治理结构，而不是依赖某家公司的主导。如果企业能够更加开放，彼此共同建设开源生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八年或者更短，中国一定会成为开源领域的大国或者强国。
此外，我认为中国的机会还在于将大语言模型的服务开源化。开源不仅包括 AI 框架的开源，还包括模型和数据的开源。如果能够将这三者全部以开源的方式组织起来，那将是中国最大的胜出机会。因为 OpenAI 训练的文本主要来源于维基百科等文本，同时利用肯尼亚的外包团队进行强化学习的人工反馈。然而，这些外包团队的专家并非来自各行各业，而且互联网数据的抓取也有限，很多宝贵的数据仍然存储在人们的大脑中，尚未数字化。因此，我们需要将各行各业的经验和知识数字化，反馈给大型语言模型。我认为面向通识领域的大语言模型服务应该采用开源方式组织，最好是以非盈利方式，就像维基百科一样。如果有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我愿意修改和修正它。同样，大语言模型中肯定存在一些不准确或胡说八道的内容，如果它是由一个商业公司提供的，那么为什么我要为其做贡献就很困难了。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正希望在大语言模型服务方面发展，就应该真正将其开源化，包括开源框架、模型和数据，并以非盈利方式组织。当整个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商业价值自然会有变现的机会。
马涛：首先，我要回应一下章博士，他是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阿里，在他指导下搞操作系统，包括龙蜥社区也是章博士在的时候拉着我。既然导师已经发表讲话了，我也要做出回应。目前，也是希望能够在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指导下，使这三个社区实现一些协同工作，包括版本的统一。这个肯定是在路上的，也是未来三到五年内在基础软件里做的事情。
刚才提到的问题，以阿里为例，我想进一步说明。阿里坚持的 1+4 战略，其中 1 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去年，我们在 AIGC 成立了一个社区，这对阿里和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大家可能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不时有大型模型发布。起初，大家各自为战，但后来逐渐开始合作，这是必然的发展路径，先开展再说。
第二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扎根在其他领域，除了操作系统、数据库、大数据和云原生等领域。我认为在这些领域，至少在技术层面，中国并不比国外差。因此，我认为在这四个领域，包括阿里，中国企业将继续投入开源项目。一方面，参与国际社区，主导一些社区的发展。我相信在这些大领域中，中国企业都有很大的机会。
肖然：我有一个建议，刚才我们提到过去三到五年的情况，而未来三到五年，我们可能都会认同开源是面向不确定环境下更好的工具。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更专业地运用这个工具，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我们有一个公开治理的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目前在该基金会运作的项目，各个企业在上下游是否清楚为什么要做开源，是否真正明白加入这个开源社区的重要性？此外，这个社区本身是否能够更开放地进行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社区和治理人员？同时，在未来三到五年，是否能够在学术和高校培养真正理解和掌握开源本质的开发者，并让他们不断涌现出来？
我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包括今天已经看到的许多项目，都有志于从贡献到引领。我认为引领这个事情也需要专业的能力，需要思考如何引领，如何让每个人都有公平、合理、积极、有机会参与的机制。我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中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领导者。而且这些领导者应该根植于中国，但是面向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如果做得足够好，应该能够吸引更多国际开发者参与中国的开源项目。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外国的贡献或中国的贡献，全球的开发者都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只要我们的机制足够专业和优秀。
黄东旭：我说一个简单的期待。未来三五年希望能够看到一家或多家公司，你在外表上看也不知道是中国公司还不是中国公司，这个一点不重要，但是它是非常成功的软件公司。对于中国来说，以后不用考虑是不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公司了，这是我的期待。
蒋涛：总的来说，未来三五年中国的技术也好，开源也好，应该是走在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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