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

你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由英国知名经济与金融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所著的《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这本书。19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巨变，即“大分流”。当时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将现今的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但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崛起呢？众多学者就此提出了从地理位置到文化遗传、政治体系再到社会构架等不同层面的理论。然而，在这部书中，麦克唐纳从金融和财政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独到的见解：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他们最先确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和财政系统，而让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的背后动力竟是债务。这听上去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借债无非是提前使用未来的资金，这不仅加大了我们未来的经济压力，还要为此承担利息成本。乍看之下，似乎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平衡，靠自己的积蓄过日子更为保险。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背负债务通常被视为不吉之兆，这往往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奢靡生活相联系。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债台高筑”，正是源于战国时期的东周末代君主周赧王，他为了战争向富人借债累累，最终无力偿还，怒气冲冲的债权人聚集在宫门之外。而周赧王只好在宫中建造一座高台，躲避债主的斥责。

《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这本书将17世纪初的全球大国分为两种财务状态。一方面，东方的大国财政充裕，例如明朝国库累积了逾千万两白银，莫卧儿帝国的白银超过了6千万两，奥斯曼帝国则储备了约1600万块金砖。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却是债务缠身，无论是年收入还是财政存储，都远不及东方国家。但事实上，那些当初债台高筑的国家，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而曾经财大气粗的帝国们，现在却沦为了发展中国家。这一历史的反转是如何发生的呢？显然，债务这本应成为财政重负的现象是如何成就了西方国家通往富强之路的呢？麦克唐纳在书中通过追溯长达4000年的财政金融历史，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指出，早在12世纪，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借助国债，利用这个财政杠杆来用时间换空间，以此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或者进行长远的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而在相当一段历史期间内，这一做法较之中国等传统东方国家依赖税收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财政体系，显得更加高效且有效。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两个部分来深度解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自社会组织形态出现以来，东方与西方如何各自应对财政开支的问题，以及为何国债会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孕育而生。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国债如何迫使欧洲各国进行财政、金融乃至政治的深刻变革，并探讨与传统税收制度相比，国债具有何种先进性。换个角度来看，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交换的存在，人们集结形成共同体，以期在生存和繁衍上相互支持。共同体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成员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保障安全、提供生产工具，以及建立公共基础设施和解决内部纠纷等。这些服务自然需要消耗资源，有时甚至需要与其他共同体进行物资交换。它们并非无偿，因此必须通过所有成员的共同分摊来实现这些开支，这便是国家公共支出的由来。

作者指出，在早期文明阶段，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尚未成型，人类已经开始寻求解决公共财政开支的方法。《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打胜仗后会将战利品中的部分如牲畜和贵金属作为一种神圣的献礼赠给祭司。简而言之，这可以视为建立了最初的国家财库。随着社会从部落向国家体制过渡，统治者无论是酋长还是国王都会发现财政需要日益增长，无论是战争的频繁爆发，庞大的人口需要粮食储备以防灾荒，还是随着人口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必须新建的大型基础设施，每一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在人类文明初期，学者就开始思考如何维持国家的长期稳定与繁荣。而他们的结论是，国库应尽可能地积累财富，以备不时之需。

书中提到，古代印度的财政专家考底立业，甚至提出国家的收入应当是开支的两倍，理想情况下，国库中应有足够20年开支的储备。在这一时期，像波斯帝国这样的早期文明，能够通过其庞大的官僚体系积聚起巨大财富。正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征服之前，国库中储备了约4.5亿美元相当的黄金。而秦汉时期的中国则通过对土地和人口的全面控制来征税，形成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财政体系。相比之下，早期的西方国家因为疆域狭小，人口较少，没有能力维持如东方那样庞大的官僚系统，也就无法依靠人头税来积聚财富。以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例，继位时发现父王留下的债务高达国库储备的8倍。面对这样的困境，他采用了借债的方法，用王国的土地做抵押，筹集起战争资金，并最终征服波斯帝国，用战利品还清了债务。

此外，罗马帝国在其扩张的初期，也不得不面对频繁的财政压力，甚至不得不通过动员公民捐献财产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而之后他们也通过战争的胜利偿还了这些债务。但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陷入黑暗时代，昔日的官僚体系瓦解，金属货币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这限制了欧洲国家贵族积累财富的能力。在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若将公元前4世纪至13世纪不同地区的国家收入都换算成白银，我们会发现9世纪的中国唐朝以其每年2145吨白银的总收入高居榜首，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世界紧随其后，拥有1260吨白银。而英国和法国这两个13世纪初期的欧洲大国收入相对微小，分别只有20.3吨和11.5吨，但进入12世纪末，这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终结者、意大利的小城邦威尼斯却成就了一项金融创新。

大家也许知道，威尼斯借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交通和贸易优势迅速崛起，并以香料、奴隶贸易和造船手工业成为地中海知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在早期，威尼斯除了渔业和盐业，几乎没有其他生产力。面对城市建设、商船建造、海军维护等庞大支出，威尼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呢？1164年，当时的总督召集官员和商人，决定效仿古罗马的做法，向富商家族借款，并用盈利来偿还本息。因此，12个富商家族与威尼斯政府签订了年利率5%的借款协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公债。这种公债很快从自愿转为义务。购买公债仿佛就买了威尼斯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那么威尼斯政府是否会违约不还债呢？威尼斯采取的是共和制度，总督虽为终身制，但需由大议会选出议会成员，也就是当时威尼斯城内有地位的商人，相当于政府债权人的代表，他们掌控着城市的经济，因此政府不敢轻易失信。他通过立法确保偿还公债利息为首要支出，若有盈余则用于偿还本金。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教会禁止高利贷，威尼斯人不得不对公债进行创新。他们通过神学家和法学家的努力，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将利息看作损害赔偿，二是不还本金，但长期或永久支付利息，这样他们就避开了传统债务的框架。对于政府来说，定期支付利息的压力小于还本金，对于债权人来说则有了稳定的年收入。使用这种永续公债，因为本金不需要偿还，收益率计算起来也变得简单。这被一些历史学者视为西方金融史上的经济学初始探索。自1285年起，威尼斯逐渐将普通公债转成永续公债。因为威尼斯政府信誉良好，按时支付利息，所以这种公债成为了居民眼中的理想投资产品，也加强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意大利城邦政府的融资能力。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发行国债的目的与企业上市的意图相似，都是为了将未来的收入现金化用于应急或投资，以创造更多财富。资金的流动才能最大化其价值，而简单的储藏在国库中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我们前面提到国家自诞生起就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资金的筹集以及现代化国家融资方式公债的起源，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逐渐普及并影响欧洲各国进行体制改革，推动从封建王权向现代化政府的过渡。让我们回顾一下威尼斯通过国债的发行，密切联合了城邦的经济与贸易，并促生了众多银行家与富商的兴起。随后，其他意大利商业城邦，如佛罗伦萨、热那亚等纷纷仿效，这使得意大利成为了金融的重镇。剑桥欧洲经济史提到，随着现金的积累，他们需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合适的去处。究竟谁是他们的潜在借款人呢？答案是欧洲的国王和贵族，因为他们的经济模式落后，且现金收入有限，主要靠实物收益为生。十字军东征在1096年拉开了序幕，这是欧洲国王和贵族第一次普遍感到现今的紧缺。当时封建规则要求贵族们随领主出征，但行军途中的后勤补给却成了难题。他们无法带着生活必需品如鸡蛋、火腿等物资远征，这些必须转化为现金。加之经济逐渐复苏，物价上升，战争成本也随之增加。英国国王为筹集战费，不，甚至开口卖掉首都伦敦，可见金钱短缺的程度，国王和贵族不得不向市民阶级求助。但由于国王贵族没有稳定现金收入，且借款用于军事开支失败则意味着损失，故风险极高，银行家们只愿提供短期高息贷款。

例如爱德华三世为筹款发起英法百年战争，却因高达30万英镑的巨债陷入财政危机，最终导致了佛罗伦萨的两大银行家族破产，这被称为首次国际债务危机。相比之下，法国的菲利普四世则通过诬陷圣殿骑士团为由没收财产来清偿债务。在14和15世纪，两位法国国王甚至处决了积极筹款的金融家来赖账。

那么这样的赖账行为导致了何种后果呢？当他们再次借款时，面临着更高的利息和抵押品要求，还款周期也被大幅缩短，在无法常规筹资的情况下，国王和贵族曾尝试货币贬值或没收土地。但这往往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他们不得不效仿意大利城邦，通过发行公债来解决资金紧张，例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22年发行了20万里弗的公债，缓解了财政压力。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他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花费巨资，几乎耗尽了国库。他的解决方案是没收教会财产来增加收入。然而，亨利八世很快发现，这个决定让他更加依赖议会的支持。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国王与议会的矛盾也随之加剧。亨利八世和后继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尽管有意效仿意大利和法国的公债做法，但由于金融制度不发达，公债难以获得支持，他们仍不得不依赖高利贷来解决燃眉之急。而这种财政模式最终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到了1938年，这种债券仍旧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它的良好历史和信誉使之成为了市场上追捧的无风险投资选择，而这些都始于威廉三世登上英国的王位。他凭借在荷兰的宝贵经历开始协助英国革新其金融银行系统，措施包括成立英格兰银行，以及通过财政部系统的发行公债。

作者在书中指出了荷兰与英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荷兰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抵抗法国，而英国则需要荷兰的商业模式来改进自己的财政状况。在威廉的统治下，英国开始模仿荷兰，通过金融手段提升收入和承受更高的债务比率。威廉还促进了英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使其更接近荷兰的议会制。决策权由国王和上院贵族转移至资产阶级商人和金融家手中。到了1689年，英国的财政收入激增至400万英镑，几乎是西班牙的两倍，为其海外扩张和欧洲霸权竞争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英国的这个例子展示出了现代金融财政体系的价值，这就仿佛是家中的水电煤气无处不在，且至关重要。为了使这些资源得以妥善管理，需建立起类似于开关、管道、阀门和电线等管理机构和法律体系。但英国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探索，两次革命的洗礼，甚至有国王失去了生命。

不少人可能会质疑，西方国家的财富不是都来自于直接的殖民掠夺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成立。以西班牙和中国为例，我们可以明白，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如金银，也不一定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富裕。西班牙虽在大航海时代从美洲掠夺了巨量的金银，但由于其手工业和金融业的不发达，这些财富并未转化为国家的持续繁荣，而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化为烟云，致使该国负债累累，最终陷入贫困。而在东方，明朝同样因为连年战争和内乱而财政枯竭，尽管年收入颇丰，但由于落后的税收系统，不得不压榨百姓，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这本书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帮助我们理解税收和借债对于国家发展策略的不同影响。书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国家过度依靠税收，那就好比不断切割有限的蛋糕，而国家通过借债，就像是在蛋糕里加入酵母粉，利用政府信用让蛋糕变得更大，最终让政府和社会都能分到更大的份额。作者在总结中指出这样的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能在欧洲兴起，是因为欧洲的国家较小，官僚体系不够强大，征税面临挑战，加上中世纪以来频繁的战争，让君主和贵族的财政需求急剧增加，这迫使他们扩大收入来源，并主动推动财政与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些早期完成金融财政革命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最终在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积累了强大的财政实力。而那些抗拒改革的国家，不是经历革命就是走向衰败。

此外，这场财政革命还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变革，君主和贵族被迫向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让权，通过法律来限制自己的封建特权，并确保债务得到妥善处理，从而催生了现代国家公民权力的发展。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市民用经济力量在封建制度中开辟新空间的过程。这便是本书传递给我们的精髓所在。好的，关于《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聊完了，他带我们穿越时间，了解了公债的发展历史，以及欧洲与东方在财政和金融体制方面所走的不同道路。这本书揭示了税收和贷款作为两种主要的国家收入手段在西方政治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他们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两者的差异宛若天与地。国家如果只靠税收，就像是分割一块预先定好大小的蛋糕，这样只会不断缩小社会其他部门的份额。长远来看，既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会危及社会的安定。相对的，国家通过借债，就像是在蛋糕中加入了酵母，给予了它成长的空间。依靠政府信誉可以将蛋糕做得更大，从而政府与社会各层面都能分得更多。

作者在书中总结，正是因为欧洲国家的小型化、官僚机构的不健全以及征税的挑战性，再加上中世纪以来频繁战争，对君主和贵族财政的高要求，导致了传统封建收入方式变得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愿意且能够提供财政支持的，要么是像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要么就是国内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面对沉重的债务，君主和贵族不得不扩大收入渠道，并自发推动财政和政治制度的转型。那些早期实现金融和财政现代化的国家，像荷兰和英国后来在政治竞争中赢得了优势，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在战争中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那些抗拒改革的，像法国一样经历了颠覆性的大革命，或是像西班牙那样沉沦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历史性的财政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比任何征服更为深远。君主和贵族不得不将权力让与屹立潮头的资产阶级与平民百姓，通过法律的令箭来制约那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封建特权，确保债务的正义偿还，铺平了债权关系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债务关系的契约精神相较于单向的税收，是一种双边平等的信守承诺，从而铺垫了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光辉大道。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欧洲政治制度的暮起之初，正是那些新兴社会阶层用经济力量在封建制度的铜墙铁壁上坚定不移、毫不畏惧地钻出了新的天地，为西方赢得了现代金融的先发优势。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关于这本书，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精彩文稿，希望对您有所启发。第一，债务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助力国家崛起，也能成为国家衰落的催化剂。第二，在债务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只有当债务得到有效管理和利用时，它才能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力量。第三，适度的债务可以为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过度的债务则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和国家衰落。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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