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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0 18:11:26

 

1984年6月，在黄土高原的群山之间，电影《黄土地》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声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他们在寻找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张艺谋。

 

这是张艺谋第二次担任电影摄影师，不久前他刚完成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拍摄工作，《一个和八个》被视作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开山之作。

张艺谋凭借其高超的摄影技巧获得了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

在《黄土地》剧组，为了找到合适的取景地，张艺谋翻山越岭，跨过黄土高原的一座座山头，在烈日之下，他穿着白色背心的身影随热浪翻滚。

他要完成导演对影片的构想，导演的名字，叫做陈凯歌。

 

当影片最终投影到大银幕上，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充满观众的视野，大地沟壑纵横，像极了那时中国电影空旷荒芜的土地。

张艺谋的镜头之下，安塞腰鼓隆隆响起，正如《安塞腰鼓》中所写。

“使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

 

鼓声震天，将笼罩在沉默里的土地惊醒，一群茂腾腾的后生，从鼓声中渐渐涌来。

拍完《黄土地》后，张艺谋将他的执拗与坚韧带到了电影《老井》中，他在电影中出演男主角孙旺泉，一个老实巴交又为人恳切的农民。

为了贴合人物形象，张艺谋每天早、中、晚都要背着150斤重的石板下山。

 

在拍摄被困井下的戏份时，为了准确把握人物被困井下三天不进食的心理感受，张艺谋当真三天粒米未进。

凭借准确而质朴的表演，张艺谋获得了金鸡奖、百花奖、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三座影帝奖杯，成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影帝。

 

 

 

不久之后，张艺谋在《人民文学》上读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连读数遍，随即坐火车进京寻求授权。

他在北京一座筒子楼下扯着嗓子喊：莫言，莫言。

莫言从房门里出来，看张艺谋像他们村的生产队长，张艺谋看莫言像他们村会计。

 

两人聊了没多久，莫言觉得张艺谋看懂了故事里藏着的话，就把电影改编的版权交给了他。

这部电影男主角选了姜文，女主角是中戏大二的学生巩俐，摄影师是顾长卫，张艺谋向剧组介绍他时特意强调，“这是北影摄影班的第一名”。

选定女主角时出了意外，剧组原定的女主是史可，但副导演极力推荐了巩俐。

剧组决定见一见，让顾长卫全程负责摄像记录。

 

见面后导演组一看拍摄的素材，发现顾长卫全拍虚了，只有四五秒实景。

然而就是这几秒素材，让导演组决定选巩俐，理由是：

“她更有味道，老天爷赏饭吃”。

电影取名叫《红高粱》，张艺谋说火红的高粱是第三个主角，他在高密雇农户种了两百亩高粱。

高粱生长的季节，张艺谋常常蹲在农田边，说能听见高粱骨节伸展时的脆响。

那一年夏天，天空如同高粱般红润。

 

演员们住在莫言高密的老家，巩俐每天练挑水，最后动作和农妇毫无差别。

姜文在莫言家门前的河中洗澡，水花四处溅起，太阳照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闪着阵阵白光。

张艺谋拉着莫言和他们俩拍了张照片，三个赤裸上身的汉子身边站着莞尔一笑的巩俐。

日子自由毫无拘束，就像电影中被成片踩倒的高粱，和飞扬的尘土间被颠起的花轿。

影片送到柏林电影节，野性的生命之下，血红的日头映透观众的脸颊，掌声像摔碎装酒的泥碗一样清脆。

 

《红高粱》在评选中获得全票支持，中国电影首夺柏林金熊奖。

电影在国内上映，票价从几毛炒到几块甚至十几块，16岁的北京青年陆川看了电影后，立下了长大当导演的志愿。

山呼海啸之下，高粱终于熟透了。

 

 

 

那一年的《红高粱》，是替补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参加柏林电影节的。

《孩子王》送到柏林电影节后得到评委会主席的高度赞赏，但陈凯歌半途宣布退赛，转而参加戛纳电影节。

 

1988年5月中旬，汤臣电影公司老板徐枫到戛纳电影节参加活动。

她受侯孝贤之邀去观看了陈凯歌电影《孩子王》的首映，被陈凯歌的才华打动。

第二天她约陈凯歌见面，递给了他一本小说——李碧华的《霸王别姬》。

因书中故事不符合陈凯歌的风格，他并不打算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在徐枫几番劝说下，他才同意接拍。

 

陈凯歌拿着小说去找编剧芦苇，芦苇看过小说后给的评价是，“二流小说”。

陈凯歌说：

“你评价比我的高，我觉得它是三流小说”。

为了改好这部“三流小说”，芦苇开始恶补京剧知识，学习不同时代的习俗和语言。

由于担心剧情涉及敏感内容难以过审，芦苇还交给陈凯歌一个假剧本用来应付审查。

真真假假之间，一个绝美的故事逐渐浮现。

 

为了拍好电影，剧组每个人一个比一个疯魔。

电影开拍之前，张国荣提前六个月到北京学戏。

从唱腔到一招一式，从形体到神态以至思想，张国荣像极了名伶。

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

 

有京剧名角和张国荣搭戏，被他的专业程度震惊，要和张国荣结拜，相约有机会共演几出折子戏。

日本士兵入城那场戏，为了拍出程蝶衣劫后余生的惊恐，陈凯歌拉着张国荣一通狂吻，把他脸上的胭脂弄得凌乱不堪，人物形象也就立刻突显出来。

 

拍段小楼挨打，陈凯歌要求真打，刀把狠狠抽在张丰毅屁股上，当真把屁股打开了花。

巩俐恐高，为了拍好片中一场跳下花楼的戏，她喝了两杯白酒，跳完之后，陈凯歌拉着她要和她喝交杯酒。

演员所有的努力，都凝结在了影片人物的呈现上。

 

电影中葛优饰演的袁四爷对程蝶衣说：

“有那么一二刻，袁某也恍惚起来，以为虞姬转世再现了”。

葛优面色迷醉，仿佛在说着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镜里镜外，电影与现实模糊没有边界。

 

主演们与陈凯歌一同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在戛纳的海滩上，身着黑色西装的张丰毅与张国荣将巩俐抱起。

海风吹拂，应了戏中袁四爷送给程蝶衣条幅上写的四个大字——“风华绝代”。

 

 

在《红高粱》拍摄过程中，张艺谋与巩俐渐生情愫，二人情投意合，在此后共同书写了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1990年至1992年三年之内，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三部电影接连上映。

其中《菊豆》获得199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成为第一部获此提名的中国电影。

次年上映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再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在连续两年未获大奖后，1992年上映的《秋菊打官司》终于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巩俐也凭借该片问鼎威尼斯电影节影后。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在那个快速向前的年代，张艺谋还在对人性做着沉甸甸的思考。

两年后他将余华的《活着》搬上银幕，时间跨度不过三十年，却道尽了人间沧桑。

这是张艺谋艺术生涯最为经典的一部作品，他用男主角福贵坎坷的一生，表达生命不只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还有在面对苦难时依旧活着的坚韧。

 

这部电影再次为张艺谋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但鲜花和掌声的背面，张艺谋丢失了他心中最重要的根茎。

1995年，在拍摄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张艺谋与巩俐黯然分别，九年的恋情只留下了桥下水中的倒影。

张艺谋由此迷失了他灵感的归宿，巩俐失去了一双最能发现她动人之处的眼睛。

波心荡，冷月无声。

 

 

 

与走南闯北的陈凯歌和张艺谋不同，姜文从小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长大。

1973年，11岁的姜文搬进大院时，充沛的阳光猛然洒在脸上，艳阳天没有尽头。

 

那时的北京大院里住着各家调皮的小孩。

北影大院里住着葛优，中央话剧院大院住着管虎，许晴在外交部大院，空军大院有个爱好古董的年轻人名叫马未都。

这群孩子里最牛气的人叫王朔，住在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院里还住着王中军和王中磊，也就是后来的华谊兄弟。

姜文有个伙伴叫英达，后来在他的推荐下，姜文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姜文因参演《芙蓉镇》与刘晓庆结缘，刘晓庆发现了姜文的才华，一直鼓励他做一个导演。

1992年的一个饭局上，王朔递给姜文一本《收获》杂志，上面有他的小说《动物凶猛》。

姜文那晚睡前随意翻到这篇小说，回忆和情感交织着涌来，如潮水般凶猛。

 

姜文闭关把6万字小说改写成了9万字剧本，最后在封面上写下三个字“那时候”。

那时候风在摇着它的叶子，鸽哨声此起彼伏，阳光中总有一股烧荒草的味道。

1993年，17岁的夏雨坐着绿皮火车从青岛赶到北京。

因姜文的母亲看过他的照片后说他长得像小时候的姜文，夏雨被定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男主角。

 

为了尽快融入角色，姜文把他和宁静、耿乐等青年演员一起，关在部队营房里生活了一个月。

拍摄时正是冬天，工作人员化冰扫雪，给演员身上喷水，模仿夏日的大汗淋漓。

烈日炎炎的夏天是假的，但姜文猛烈的情感却无比真实。

姜文从小在大院里伴着一个传奇的故事长大，曾经有两个少年徒手爬上40米高的烟囱，他们挥舞着国旗，在烟囱顶上表演走平衡木。

 

他把这个故事搬进了电影里，电影中马小军为了博得米兰的注意，爬到大烟囱顶端，随后从高处重重落下，烟囱底部的烟灰救了他一命。

他黑的像锅底的脸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可爱得令人心疼。

整部电影都如此恣意疯狂，马小军雨夜给米兰告白那场戏，拍摄时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米兰挂在墙壁上的那张照片，拍了23040张。

 

朔出于虚荣心客串了电影中的“小坏蛋”，穿着衬衫在冬天的寒风中冻得狼狈不堪。

电影问世后引起极大轰动，夏雨凭此片成为最年轻的威尼斯影帝。

在遥远的美国，一个名叫昆汀·塔伦蒂诺的青年导演为该片倾倒，由此成为姜文的忠实粉丝。

姜文将他所有真挚的情感揉进了电影里，借着电影实现青春的幻梦，观众在影片中追寻曾经的自己。

 

每个人都曾是马小军，心中都有一个米兰。

阳光倾泻而下，往日的岁月温暖而刺眼。

 

 

 

1997年的夏天，带着黄色草帽、身穿红色长袖的张艺谋，站在高楼下用一口纯正的陕西话呼喊，“安红，我想你”。

他身后站着混不吝的姜文，他们在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

 

姜文在影片中横冲直撞，整个时代如他一样凶猛。

同年平安夜，冯小刚执导的中国首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上映。

影片中，葛优和朋友开办“好梦一日游”服务，帮人们圆梦。

 

书摊老板想当将军；川菜厨子想当义士；患病夫妻想借房结婚，葛优真借给了他们，并安慰自己“成全别人，陶冶自己”。

欢笑之中，每个人都在做着好梦。

次年平安夜，冯小刚再度推出贺岁片《不见不散》。

 

葛优和徐帆饰演一对欢喜冤家，两人在美国闯荡，跌跌撞撞后成为彼此忠实的伴侣。

电影随着钟声陪同观众跨向新年，长夜如水，冯氏幽默给了二十世纪的结尾一个温暖的开始。

这一年的日本，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广受好评。

 

电影讲述了大山中一对邮递员父子之间由陌生到消除隔阂的历程，情感细腻，画面纯美。

影片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安静凝视着山外的喧嚣。

温暖的时光下，连张艺谋也褪去了思想中批判的锋芒，用一部《我的父亲母亲》，给观众留下温情的记忆。

 

年轻的章子怡裹着红色的围巾，在金黄的落叶下温婉一笑，给轰轰烈烈黄金时代留下一个温柔的结尾。

属于她的时代正在到来，旧时光倏然远去，无可追寻。

 

 

 

人们沿着时间的洪流行走，从温暖中回到现实。

新世纪到来后，张艺谋拍了《英雄》，执导了《十面埋伏》，商业的浪潮如同戏中的刀光剑影，迅猛如疾，难以躲避。

 

2006年，分别逾十年的张艺谋与巩俐再度重逢。

巩俐参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发布会上，张艺谋说，十四年前他曾在长城上许愿，要让巩俐演一回女皇，没想到今天才如愿，身旁的巩俐难掩泪水。

 

可惜情愫早已不是现实的敌手，电影中到处都是闪耀的金黄，却没有一抹震颤人心的红色。

陈凯歌拍了《无极》，玄幻的故事里，人们看不懂陈导的内心，也有人为他拍手叫好，但海水盖过了火焰，陈凯歌由此走下神坛。

 

冯小刚深谙市场的喜好，《大腕》、《手机》、《天下无贼》赚的盆满钵满，观众却再难见到那个诚挚的冯小刚，冰湖上茬架，是他这些年最为人称道的事迹。

只有姜文依旧我行我素，他在《让子弹飞》里喊着，“站着把钱赚了”。

观众越是不理解，他越是起劲地执拗。

 

纵然如此，这群被称作“第五代电影人”的创造者们依然无愧于他人的敬仰与赞誉。

2018年4月2日，张艺谋工作室发布了一张纪念张艺谋从艺四十年的海报。

 

海报中，张艺谋睁大犀利的双眼，向那些他亲手塑造的经典人物回望。

画面一片鲜红，像极了那年夏天山东高密乡绚烂的火烧云。

莫言获得诺奖后，在瑞典的电影院内和人们一起观看《红高粱》，进场时观众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

冯小刚、陈凯歌们偶尔还会聚在一起小酌，把酒言欢之际，难免回忆那阳光灿烂星辰闪烁的十五年，杯酒下肚，一切恍若隔世。

 

如今已贵为“百亿影帝”的黄渤，在记者问他是否能取代葛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家曾经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

开天辟地之后，陈凯歌和张艺谋们看向身后的晚辈，期待着有一群茂腾腾的后生从人群里冲出，再次敲响黄土地上的安塞腰鼓。

隐隐约约的鼓声之中，中国电影在无数次冷暖交替中艰难生长，呼唤着下一个春天。